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
高质量发展是协调型发展，要求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新型城镇化的配套法律制度，以法治保障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环境保护上，不断顺应人民对更美丽、更洁净的生态环境的需要，加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全民守法是法律实现的基本形式。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时起就胸怀崇高目标和远大理想，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价值目标高远的法治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只有明了宪法之法，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写进宪法的，哪些是不能写进宪法的。
不过，现行宪法在体现和表述根本法则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不过，自然法也不是近代立宪主义诉诸的惟一渊源。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参见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一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书店，1997，第14-17页。
这样的法则叫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修辞策略问题。参见W·F·莫菲《宪法、宪政与民主》，我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译《宪法比较研究文集》（3），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页 [5]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
[6]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法、自然法、最高法、天法，也可以称之为共识、基本原则、宪政观念、道统、天道等。这不宜混同于西方思想传统里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模式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宪法如何规定解决阶级斗争的程序？公民权利是否只能限于宪法而且限于1978年宪法？这类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群众出版社，1981。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危机。改革宪法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
而且，守成和稳定的成分占据主导。这个时候，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
[5]这类政治决断，吸收了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6]算得上重大的宪法改革。这里提出几个相关的理论问题并做初步的探讨。
反对政协设为两院之一的理由，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4-36页。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例如，和平时期修宪之通例乃是以被修改的宪法为基础，1982年修宪却决定不以1978年宪法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从世界宪法史看，大致说来，有三种类型的宪法：一是革命宪法，一是改革宪法，一是宪政宪法。[4] 反对两院制的理由，参见潘念之《有关修改宪法的几点意见》，《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4期，第6句7页。为方便网络阅读，对较长的段落做了疏分，注释按连载重新编号，其他皆无变动。
董成美：《试论现行宪法如何修改的几个问题》，同上，1982年第2期，第9页。相关研究参见亚什·凯《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理论和宪政主义研究》、《宪政：宗教、多元性与国家主义的挑战》，载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译《宪法比较研究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友渔等：《宪法论文集》、《宪法论文集》（续编），群众出版社，1982 [7]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的类型划分对于非西方宪法，尤其是对所谓转型中的社会政治秩序，有较强的解释力。宪法且行且改，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宪法。
[2]两院制问题提出后，[3]经过自由讨论，决定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应当从实际出发，调整和改变改革宪法的思维定势，对宪政的理论和制度洞幽究微，对各类修宪建议慎之又慎。倘若革命宪法已然成功了却合法化问题，改革宪法这一过渡时期或许成为不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编者按】为纪念八二宪法颁行四十周年，特编发夏勇先生这篇论文。惟其如此，宪法方可为安邦定国、长治久安之基石。
[3] 如，许崇德：《修改宪法十议》，《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3期，第8-9页。1982年修宪之时，思想解放方兴未艾，经济改革起步未久，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皆未确立，要制定一部能行之久远的宪法，何其难也。
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二十年前修宪之时，思想解放方兴未艾，经济改革起步未久，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皆未确立，要制定一部能行之久远的宪法，何其难也。
宪政宪法既是改革的，又是守成的。郝铁川、童之伟、韩大元、马岭等关于良性违宪的讨论（参见马岭：《当代大学生宪政观念管窥》，《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以及陈端洪为改革宪法的辩说（陈端洪：《由富强到自由：中国宪法的价值取向与司法化的可能性》，《法制日报》，2002年12月5日）。
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革命本身。应按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修改宪法。张友渔解释说，一九七八年宪法虽然对一九七五年宪法有所修改，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来不及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也来不及彻底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还保留了不少不恰当乃至错误的规定。[6] 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法律本质、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出版社，1981。
宪法不单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还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弘提供宏大而坚固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为便于解读，此次分五个部分连载。
它在把改革成果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改革自身。纪念现行宪法颁布二十周年，重温修宪、行宪的历程，百感交集。
这决定了无论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违宪改革、违法改革。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宪法 。